完全不同于前两年财政赤字连续瘦身的乐观表现，最新财年美国财赤规模的放量扩张让人大跌眼镜。按照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2023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近1.7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了3200亿美元，同比增幅23%。另外，据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过去40年联邦政府预算缺口占GDP比重的年均值为3.7%，2023年则拉升至5.3%，全年预算赤字创下美国历史的第三高水平。

　　收与支的结构性失衡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缺口表现为财政赤字。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由所得税、社保税与公司税三大块构成，另外还有关税等零散收入，其中所得税和社保税是美国政府收入的两大主要渠道。财政支出方面，由“法定强制支出”和“可自由支配支出”两部分组成，前者包括国债利息支出以及社保、公共医疗和失业与困难救济支出，后者包括行政管理开支、国防与军事开支以及教育、卫生和环境支出等，这些内容虽然名义上是具有弹性的可自由支配支出，但其实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大部分最终实际开支要高于初始预算支出。

　　202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总收入4.887万亿美元，退税冲抵后财政净收入4.44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减少4570亿美元，同比下降9.3%；同期联邦政府总支出超过7万亿美元，收入冲抵后，净支出规模6.13万亿,比上一财年减少了1370亿美元，同比下降2.2%。在财政支出下降的情况下，财政收入降幅大大高出财政支出降幅，足以说明美国财政赤字主要是歉收而致。统计发现，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6%-18%之间，而对照2023财年26.92万亿美元的GDP规模，同期财政收入占比达到了18%，总量占比并未发现明显萎缩的情境下，财政收入的减少主要表现在结构性指标异动，其中2023财年联邦政府社保收入1.6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了8.8%，但与此同时，个人所得税净收入只有2.18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减少4567亿美元，同比大降17%。

　　与财政收入下降一样，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下降也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梳理发现，2023财年财政支出的降幅主要由教育经费支出的减少所贡献，该项支出全年共计减少6800亿美元，但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社保与医保费用的投入成本却在同期出现大幅上升，其中社会保险支出增长了10.47%，达到1.47万亿美元；医疗保险支出增长了3.86%，规模超过了2.14万亿美元；再加上低收入补助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分，卫生与公共服务支出成为了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最大的部门，总支出达3.56万亿美元，占到了财政总支出的58%。

　　不得不重点强调一下2023财年美国国防部门的支出，虽然在收入冲抵后该项净支出看上去只有7759亿美元，但比2022财年增长了6.82%，且实现了近4个财年中最快的增长速度。值得注意的是，过往财年的国防开支其实并未包括拜登政府为援助乌克兰与以色列所申请增加的1050亿美元新预算，如果再加上用于警察、监狱、消防等公共安全领域的支出，拜登政府用于“国家安全事项”的支出实际已超过了一万亿美元。

　　不断叠加的利息成本

　　2023财年美国国债发行一路提速，国债增量值超过了2万亿美元，加上存量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至10月底超过33.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经过11次加息，美联储将联邦利率推高至5.25%至5.5%的水平，美国短中长期国债利率随之在2023财年不约而同地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其中10年期以上的长端国债利率皆升至5%这一过往16年的最高点位，受到影响，美国政府债务融资成本显著增加，财政部2023财年的利息支出达8793亿美元，比前一财年增加1617亿美元，占当年净支出之比超过了14%，同时利息支付总额升至GDP的3.26%，为过去23年的最高水平。

　　对比来看，在创造财政赤字方面，国债利息支出是仅次于卫生与公共服务以及国防安全的第三大贡献力量，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一般而言，当出现财政赤字时，会有三种选择路径，一是增加收入，二是增发货币, 三是增借债务，而问题的关键的是，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美国的潜在生产率并不具备刺激收入增加的动能，同时增发货币势必导致民众异常忌惮的通货膨胀,于是借入债务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美国国债规模还将继续增长。

　　理论上说，国债发行量越大，供给过剩状态下会压低二级市场价格，同时推高一级市场收益率。虽然美联储今年已经连续两次暂停加息，但并不意味着加息周期的结束，基准利率很长时间将维持高位运行，美国政府负债成本上升导致财政赤字压力增加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现实中也会清晰地显示出“财政赤字-发行国债-支付利息-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格局。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未来十年美国国债可能激增20万亿美元，国债总量将突破50万亿美元，对应的利息支出增加至10.6万亿美元，且仅此一项就超过美国政府投入到研发、基础设施以及教育三项开支的总和，受到驱动，美国未来10年的预算赤字将高达20.2万亿美元，占GDP之比将轻松升至7%甚至更高。

　　两党政治的激烈博弈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美国历届总统都将赤字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增长与改善社会福利的不二选择，至今的73年中, 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68年，占比93%，其间除了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收获了仅一年的小额财政盈余以及克林顿首任期内连续四年产生了总额为5593亿美元的预算盈余外，其余历任美国总统主政期间的财政状况均是满目赤字，其中第45任总统特朗普在2020财年将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推到了历史的最顶峰，当年赤字规模高达3.13万亿美元。

　　财政赤字政策受到历届美国政府的推崇与沿袭，主要是两党政治结构使然的结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执政时都非常清楚财政赤字不可无底线地扩张，也应当有所控制，但在两党“轮流坐庄”体制下，为能在执政时拿出好看的政绩进而取悦于选民并巩固自己的赢胜地位，谁也不愿意去冒因控制与改善财政赤字而牺牲党派前程之险，尤其是作为执政领袖的总统，更不会因为降低了财政赤字或者取得了财政盈余但却最终丢掉了本党主政宝座而受到尊崇与肯定，反而在党内会背上无尽的指责与骂名，放纵财政赤字于是成为了历届总统的几乎一致性偏好。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党的执政理念的相左，本作为经济问题的财政赤字却最终蜕变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互相较劲与博弈的政治工具。共和党主张“小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和压缩公共支出，而民主党人崇尚“大政府”管理，提出对富人增税并加大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于是，如同目前拜登政府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特朗普的减税措施使财政收入变得十分槽糕、以及共和党指责拜登的《减少通货膨胀法》以及增加国税局的预算开支从而令财政入不敷出一样，两党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就财政赤字问题在对方身上轻松地找到归因与挑出毛病。

　　不仅如此，每当执政党为解决支出不足并提出新增债务发行指标时，在野党就会眼疾手快地运用自己在国会中的力量展开攻击与发难，最终不是酿成所谓的“财政悬崖”之险，就是引致美国政府的“歇业关门”之危。但是，在野党也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让政府长期停摆与经济趋向停顿，从而在民众心目中留下破坏者的恶名以及削弱未来可以重新执政的机会，于是在与对方讨价还价并全部或者部分获得了需求满足后，也会为执政党的发债请求打开门缝。两党妥协的机会成本显然就是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财政赤字的日益放大。